全球金融危机余痛犹在，各国对信用评级体系的反思和改革也在推进中。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建中日前表示，西方错误评级是危机的制造者，它不能承担世界评级责任，只有打破西方评级垄断格局，评级思想领域推陈出新，才能推进全球经济复苏。

 

打破西方评级体系垄断格局

2008年位于世界信用体系中心的美国爆发债务危机，其后通过国际信用体系传导至欧洲，致使欧洲信用链条中最薄弱环节——虚拟信用关系破裂，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欧债危机，最终波及全球经济，使全世界经济陷入不平衡。

值得反思的是，危机爆发后，整个国际社会并没有认真总结这场全球信用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没有对西方错误评级教训及其思想根源进行深刻思考，因此，社会各界在批评诟病西方评级不公之后，很难形成改革模式的共识，这将不利于评级体系改革的推进。

“评级是信用关系形成的媒介和基础，错误评级则是破坏信用体系的根本。”关建中表示，现存的一些主要国际评级机构在评级立场、标准和提供的评级信息方面存在片面化，也就是站在债务国或自己国家立场来设计评级标准，并依据这个评级标准向世界传播错误评级信息，给投资国家提供一个错误指导，极不利于投资国家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安全发展。

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未能及时警示风险甚至推波助澜，美国穆迪、惠誉、标普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依然稳固。关建中表示，现存主权特征的国际评级体系无法规避和解决评级制度性风险、技术性风险，建立一个非主权特征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只有通过专业的制度体系去制衡现存主权特征的国际评级体系，才能推动评级的技术进步。

关建中介绍，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推出的双评级制度体系模式旨在为信用关系全球化提供新的评级选择，双评级制度体系将形成并存、互补和制衡的格局。

所谓信用双评级体系，指的是在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之外，再建立一个非主权特征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试图在构建新型评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双评级体系后，债券发行者今后选择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时候，同时申请非主权机构的信用评级，为跨境投资需求提供更完整的信息，但这需要政府部门以相关评级管理制度加以规范。

 

创新评级思想理论

“信用评级攸关人类社会安全发展，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西方错误评级是危机的制造者，它不能承担世界评级责任。”关建中说，评级机构要履行评级责任，评级是一种思想产品，评级理论—评级思想—评级结果的内在逻辑表明，评级理论是评级之根，评级思想是评级之魂，评级结果是其理论和思想的表象，唯有从评级理论和思想入手研究，才能准确揭示评级结果的本质，找到对其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通过评级这一媒介，构建起了社会化的信用关系，确立了评级对信用关系，以及通过信用关系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确立了西方评级的世界地位。他们运用其评级思想生产评级信息，以引导资本流动和分配全球信用资源，这些将决定世界经济走向。换句话说，迄今的人类信用经济发展史就是西方评级思想控制经济社会实践的历史。

关建中介绍，西方评级思想有三大核心因素。第一、制度因素，即政治因素，也就是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海选；第二、经济因素，在主权评级时，强调人均GDP规模排序；第三、违约率，西方评级机构在介绍违约率时，强调不能用历史违约事件衡量未来，同时表明违约率可代表一定的违约概率。

“违约概率是对信用风险的相对和绝对的测度。将违约率作为一种评级方法，解释每一个级别违约概率，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关建中说，西方评级思想，杂乱无章，毫无逻辑，无法进行合理的逻辑推论，最近一轮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评级思想并未痛心疾首，西方评级仍在我行我素，但是西方评级体系拥有评级话语权，即使经不起推敲，但依然对全世界的社会经济有着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关建中表示，评级思想助推信用关系社会化、全球化，形成了一种信用依赖负债的消费模式，负债消费，将导致消费模式变化，形成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对人类社会长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评级思想层面，全世界对评级的理解完全效仿西方三家机构。同时也使得整个国际评级行业没有评级思想的创新能力，甚至还形成了一种接受新思想的抗体。这足以说明，西方评级思想根深蒂固。换言之，西方评级思想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深刻、现实和长远。

如何评判一个评级机构的好与坏，在关建中看来，不是看违约率，而是看这个机构有没有独创的、正确的评级思想理论体系及其标准的制定。关建中说：“我们应研究评级规律、追求真理、创新评级思想理论，而不是照猫画虎、拿来主义。”

关建中介绍，大公对评级思想的研究建立在生产和信用、信用与评级两对矛盾之上。生产与信用矛盾的本质是一种推动信用扩张经济顺周期，而信用评级矛盾的本质是一种逆周期。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构建信用关系时，债权人要求评级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债务人会不会违约；第二，有没有新增债务空间；第三，你总的负债能力的安全，即最大负债负担的安全数量边界是什么。如果评级能做到上述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将起到逆周期作用。这也是构建大公评级思想的来源，通过这两对矛盾的发现找到评级定位和历史方位。“大公的评级原理是为了满足逆周期的本质要求，构建起以债务人的财富创造能力为基石的偿债来源的偏离度评级原理。”

关建中说，西方没有评级理论体系，因此，他们无法从理论上阐释评级的经济社会地位和信用风险形成规律，从而使其评级思想缺乏专业理论根基。然而，西方评级理论空白并不能改变认识规律，西方评级思想形成必然从已有的政治经济理论或意识形态中寻找思想武器，没有正确评级理论指导的西方评级思想最终走上了意识形态化的歧路。

 

世界应给予债权人相应的评级话语权

目前，全球有70多家信用评级公司，这些信用评级公司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评级公司，表达的都是注册所在国的观点，如美国从1985年开始是净债务国，由该国主导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机构给自己的级别是AAA，而穆迪、标普给中国的级别是AA，惠誉给中国的是A+，作为债权国，中国所得的级别比债务人还低。对此，关建中表示，债权人应该拥有评级话语权。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有影响的债权人，应该有话语权，是天然的。”关建中说，目前国内评级机构发展遇到三大瓶颈：一是，长期以来形成了使用美国评级模式的思维惯势，这种评级思想根深蒂固；二是，作为债券和资本输出大国应该通过评级话语权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对评级话语权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有待提高；三是，不能正确把握评级规律。

评级与信用紧密相连，不仅分配信用资源，还决定信用关系的状态。信用关系构成的债务链或者债务的流动系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流动系统，国际评级体系、评级制度体系通过分配国际信用资源，引导资本流向，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信用经济，是一种以信用关系为经济基础或者以信用关系社会化、全球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形态。信用关系是当下最活跃的经济细胞，评级问题不解决，当下的经济发展秩序、信用关系构建的依据将更加混乱。”关建中说，现存的评级制度环境，鼓励级别竞争，使得级别不断推高，泡沫化、虚拟化，扰乱了世界经济发展秩序，阻碍了世界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关建中认为，我国评级市场的发展最大瓶颈来自于评级制度的设计，如果制度上不革新，不通过制度完善来阻止劣币驱逐良币的评级行业现象，国内评级机构很难发展。

他建议，中国作为世界的债权大国和资本输出大国，有责任推动世界评级体系改革，应率先引入社会评级机构的先进元素，同时政府应当以全新的思维方式认识这场制度变革对本国和世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