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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信用“拼图”完善创新生态
发布日期:2015-07-27责任编辑:点击: 次
上海政府部门已手握一块涉及百余万企业、两千万市民信用状况的“拼图”,据此,他们有机会更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并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不久前通过的科创中心建设“22条意见”,以及其后的首份落地政策中,信用管理制度都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上海正借助信用体系完善创新生态。
告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作为“22条意见”的首个落地政策,市工商局近期显著放宽了对企业变更股东的管制。敢于为创新“放手”,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新的治理工具。新政中写明,假如企业在股权变更中被发现造假,除了被吊销执照,还可能会在一个市级信用平台上留下污点。
由政府牵头建设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运营方——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主任余文凯告诉记者,平台目前已归集了分散在99个公共机构(政府、法院、社会团体、公用事业单位等)的信用相关信息。如果企业或个人在某个机构处有过失信行为,如受过行政处罚,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或恶意欠缴水电费,其他部门就能在几秒钟内通过网络查询到该信息,进而触发跨部门的联动惩戒。同时,借助信用平台,政府部门能为企业或个人绘出一张“信用画像”,据此可以精准配置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
上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的赵晓峰告诉记者,在缺乏后续手段的前提下,政府简政放权很难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两难境地。而现在,信用被证明可以担当重任。
上海市酒类专卖局是最早一批借助信用体系探索管理新模式的单位。该局在全市一共只有150多人,面对的是5万多家酒类批发和零售企业。由于人均要管362家企业,副局长居新平说:“全年无休也管不过来。”
酒专局的一大职能是维护市场秩序,打击假酒销售。去年底至今,他们在自贸区尝试信用管理模式,通过与公共信用平台等合作,研发出一套信用评价模型,提取来自食药监、司法等部门的信用信息,对酒类企业进行信用评级。执法人员出发前,根据信用评价结果,就能制定巡查计划,对合格企业“松绑”,对高危企业“紧逼”。居新平说,试点效果很不错,执法效率大大提高,下半年将推广到全市。
简政放权带来“信用黄金期”
赵晓峰说,上海谋划信用体系建设的历史超过十年,此前更多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但一度遭遇瓶颈,直到近期,才真正突破了瓶颈,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阶段。究其原因,就在于市政府牵头主导后,信用体系建设被当作了推进简政放权的突破口和核心手段。
两年前,公共信用平台开通试运行,正式建成距今也才一年,这一节奏落后于部分其他省市。然而,目前该平台已掌握3400多项、3亿多条信用数据,涉及100多万法人机构、2400万常住人口。无论是所归集的信用信息数据量、信息来源广度,还是数据的质量,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发展速度,反映出上海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的决心和执行力。
余文凯说,如果说过去各级政府部门是被催着、赶着“用信用”,现在则恰恰相反,越来越多部门主动与平台对接,积极关注如何用信用支撑自己的业务。据统计,目前,上海已有超过50个政府或公共机构向平台提出了超过540个应用需求,已启动的深度应用项目从一年前的10个骤增到50个以上。而且,越需要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的机构,对信用越是期待。
不久前,张江高新区启动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创新生态优化行动,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出企业信用管理等八大公共服务计划。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曹振全说,我们在信用体系上的差距制约了创新创业,这需要政府和社会携手,做好信用评估和动态管理。而作为体制机制创新“重镇”,上海自贸试验区已对区内数万家企业和高管进行了信用查询,形成了信用风险清单;目前,随着自贸区扩区,更完善、更细致的信用管理规则也在制定中。
推动“权力减法”的关键要素
在普通人看来,“信用”的概念通常与“黑名单”“惩戒”等关联,似乎它就是被政府用来治理、规范经济社会秩序的工具。然而在上海,这一成见正在被打破。
几周前,上海在全国率先发布了三张“信用清单”,从而在信用制度规则的订立上又迈出重要一步。表面上看,三张清单似乎有助于发现、惩戒失信行为,但赵晓峰表示,背后的政策意图,更主要的是约束政府。
简单来说,三张清单中的“信用数据清单”,意在推动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封闭,尽可能充分地执行数据公开;“信用行为清单”试图为判定不同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设下统一标准,从而收窄相应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信用应用清单”详尽地列举了哪些行政事项必须查信用、用信用,它相当于一份阳光行政承诺书。
“用权力的减法换取创新活力的加法”,这句话正在上海收获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个“减法”很难,好在信用体系建设正在成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静安区委书记孙建平认为,它有理由与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一道,成为科创中心建设的基础环境。
赵晓峰说,下一步,上海将用更开放的姿态和更市场化的方式,探索政府信用平台与金融、互联网机构等对接,让信用与创新之间产生更强烈的“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