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正在开展的“两建”工作，试图重建社会诚信体系。政务诚信是社会诚信之本，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调研报告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因此批示：要谈一下对政府信用的要求。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而另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与之相关的政务诚信建设任重道远。

为什么“就是不信”

山东省乐陵市丁坞镇西梁村委会将几百亩耕地租给外地人种杨树，村民万连云的18亩承包地被人哄抢。为了要回承包地，身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万连云上访3年，山东省农业厅认定万连云的诉求有理，但“回到地方就是解决不了”。

万连云继续上访，终于在2010年8月的一天，乐陵市委书记亲自接访了他，并拍胸脯对万连云说：“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保证3到5天给你办理。”可是，万连云仍没有要回自己的承包地，问题诉诸法院也被当作皮球踢。

这是2011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真实反映了个别官员承诺难兑现的现实。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食品安全事件、司法不公正问题、贪污腐败、暴力拆迁、官员承诺难兑现等消蚀着中国民众对个别地方政府的信任，部分百姓在谣言面前，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政府。于是，面对热点事件，只要是涉官、涉权的事件都会出现“不信就是不信”的怪圈。

前不久的深圳“5·26”飙车案和“周克华之死”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带来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在微博上粉丝暴涨的《人民日报》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其官方微博写下这样一段话：“重庆警方辟谣，长沙警方澄清。然而，对周克华死讯的质疑仍未平息。这到底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是怀疑一切的执拗？”新华网曾经推出的一项诚信调查显示，公众认为“目前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诚信”中，“政务诚信”占到59.9%。

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疑虑，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广东正在开展的“三打两建”工作，亦锁定了这一目标。

8月22日，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对于广州市大力推进的广州社会信用体系框架，陈建华指出，建成社会信用体系前提是政府诚信。如果政府失信于民，整个社会的诚信则无从谈起。

以公信力为衡量指标

广东如何推进政务诚信建设？信任重建，终需制度化来完成。

省“两建”办副主任、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蔡允革认为，政府应充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第一推动力”。他说，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政府及其部门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信用建设的推动者和信用服务市场的监管者，负责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规划和组织实施；另一方面是重要的信用主体，应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政府要成为社会诚信建设主体！”这个观点得到了省人大代表祁海的认同。祁海说，“三打两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任重道远。在一些问题背后可以看到官员的影子，也就是保护伞的存在。而比保护伞更加可怕的是有些部门明知制假售假，但为了逃避责任而不作为。

如何提高政府信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建议：首先，在常态工作中，政府要做好信用管理工作，持续保持和提升公信力。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在做任何一项公共事务管理的时候，都要以公信力为指标来衡量，而不能单纯以GDP为指标。公信力是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最高衡量标准，政府所有的活动都要以维护和提升公信力为导向，这是政府信任管理的实质。

其次，在危机状态，一旦发生危机事件，政府要做好信任危机的管理工作。政府部门不仅要善于解释和应对，更要注重维护政府的公信力，以不降低政府信用为基准来开展工作，要杜绝越抹越黑等可能降低信任的做法。当然，理想的情况是能够获得当事人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能够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增加公信力。

再次，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官员的信任管理工作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从善于规避信任风险，到擅长积累信用，需要制度化并成为各级官员的习惯。

在唐钧看来，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些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完善，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一种追求公开、透明、公正的社会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倒逼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行为上必须透明。“公民渴望拥有公民权利，而知情权就是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知情权又直接关系到透明度，透明度带来的是信任。”唐钧分析说，“因此，当前，政府要围绕着信任度为中心来做提升透明度的工作。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保持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机密，但一定要在老百姓的知情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到透明。”